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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反思此疫,中國疾控該改革了!
點擊:  作者:孫滔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2-15 1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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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介】楊功煥,公共衛生和慢性病流行病學專家。1982 年畢業于華西醫科大學,進入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工作,1987 年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988-1990 年在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成人健康研究組從事發展中國家成人健康問題研究;1990 年回國擔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監測室主任,負責建立和運轉全國疾病監測系統;并作為世界衛生 VII 健康促進子項目中央專家組組長,在項目地區建立了行為危險因素監測系統,評估危險因素干預的效果。

1999-2002 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無煙煙草行動部門(TFI)工作。2003 年到協和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研究院任流行病學教授。2004 年后回到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5-2011 年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目前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研究院教授和全球控煙研究所中國分中心主任。

 

作為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是坦誠的。多年國際組織和疾控系統工作的經驗讓她對新冠病毒疫情中萌生的一些問題更加敏感。

 

她認可武漢“封城”,對中國公共衛生硬實力有信心,但又不滿新冠病毒疫情初期的反應遲緩,質疑公共衛生的軟實力。

她反思,專家可以發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的發布,而發布會更不該發布不嚴謹的說法。

她說,疫情防控不亞于一場戰爭,一個國家應該把公共衛生建設像軍隊建設那樣重視起來。

她說,目前情形下,武漢以及整個湖北的嚴峻形勢不容樂觀,那么至少這些地區無法參照新加坡放棄嚴防死守的做法。

她建議疾控部門的防疫應急職能納入行政部門,讓專業人員增加話語權,以改變目前外行指揮內行的局面。

在采訪中,這位退休老人對提到時間點和數字的記憶甚是準確,可見她對疫情的關注程度。春節期間,她退了機票放棄了回成都老家過年,以配合疫情防控,同時她也呼吁大家減少出行。

 

以下為楊功煥接受 DeepTech 專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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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2 月 11 日,一名出院患者展示出院證明。當日,武漢市武昌方艙醫院首批新冠肺炎輕癥患者經過治療出院。(來源:新華社)

DeepTech:說到這次新冠病毒的教訓,除了華南海鮮市場涉及到野生動物買賣教訓,還有別的教訓嗎?

楊功煥:12 月份這個病是怎么傳播開來的?其實很多內情還不是很清楚。在傳染源追蹤的時候,對第一例是非常重視的,要弄清楚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媒體報道最多的是 12 月 26 日發現的那幾例。其實中國疾控中心《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文章指出,從 12 月 8 號起就陸陸續續有病人,而且這些病人中很多沒有與海鮮市場接觸。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需要溯源。溯源的過程是必須非常清晰地了解這個疾病是如何傳播的。無論是做流行病學調查的,或者是做病原學的,溯源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需要搞清楚。

DeepTech:如果這次疫情發生在其他的比較落后、混亂的國家,可能就是更大的災難。

楊功煥:中國有非常先進的一面,因為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肯定是比非洲好得多。第二,中國整體指揮和調度的能力也很強。

但也確實也有一些因素影響了疫情的發展。那就是一些人員,從官員到專業人員,在疫情開始的時候沒有意識到這個傳染病的危害,以及發生爆發流行會帶來多大的損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慮政治上的穩定。所以就會出現訓誡醫生的舉動。

在非洲埃博拉病毒疫情中,他們的病例報告實際上都是靠文字報告,非常慢,也不準確。我們的直報系統在幾個小時就能把信息上達國家機構。另外,現在的通訊很發達,國內很多通訊手段,例如微信群就可以很快傳播。在國際上很多國家沒有中國的直報系統,世界衛生組織就是依靠追蹤當地的媒體報道、學術雜志等手段來發現疫情。

我們有直報系統,這是我們中國的優勢。但我們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如果盡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較小規模時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 “封城” 這樣的措施就無法控制的地步。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一些有待改進的一面。

DeepTech:有的院士在發布會把新冠病毒說成 SARS 病毒,還有的官員把新冠病毒傳播下結論說成氣溶膠傳播,這些失誤又得讓其他專家反駁、澄清,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混亂?

楊功煥:政府在開始的時候確實沒有權威的聲音,而專家一會說“不能人傳人”,一會說“有限人傳人”。實際上專家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內部關起門來探討,而不應該讓專家各說不一地去發布。特別在傳染病這種情況下,應該是由政府來發布,要不然民眾會無所適從。

專家有言論自由,但是不能夠代替政府發布權威的聲音。

在傳染病防控的時候,即使這個病毒還沒有搞清楚、還在討論判斷過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須開始了。因為事實上早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醫生張繼先報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傳人,特別是家庭聚集性的傳染。武漢市衛健委 12 月 31 號通報說沒有人傳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犯了大忌,影響到后邊的防控措施了。

在傳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這樣做?這必然會引發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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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2月8日,從空中俯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無人機照片)。(來源:新華社)

DeepTech:現在媒體上已經有若干個聲音在講,我們這種圍追堵截的策略已經給社會和經濟帶了不少成本,那么長期持續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有的人就覺得新加坡的做法是不是可借鑒,他們的總理李顯龍也發表電視講話說,并不會去追蹤所有的感染人群去隔離,而是說把重癥的患者救治作為重點。 那么你覺得,參照我們的國情,下一階段是不是應該去調整一下?

楊功煥:我覺得現在還不是調整的時候。新加坡才 45 個病例,他們當然可以這么做,如果在 12 月份的武漢也可以那么做。但是在 1 月 23 號的時候,就必須那么做(“封城”)。因為之前的放松管制以及一些大型的群體性活動,導致了這個疾病在武漢蔓延開了。再不 “封城” 很可能就會引發全國性的大爆發,中國能受得了嗎?所以說那個時候的武漢 “封城” 是非常正確的。

到現在什么時候撤銷,我覺得也是要評價的。

現在有好幾篇文章都在分省評價疫情。 比如說如果上海在 2 月末,只有幾個個案的時候,肯定就不會采取這么強的封鎖了,可以全面復工了。

武漢又是什么情況呢?2 月 6 日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在中央電視臺說現在疫情的底數不甚清楚,他可能是了解情況,所以才說連底數都不清。最近幾天還要派幾千個醫務人員去武漢,然后要 19 個省的對口資源,說明這個時候武漢疫情還非常嚴重。

至少要考慮各個地區的情況差異。比如說浙江病例也上千了,但是現在的新增病例下降得非常快,如果新增病例非常少了,該地區就可能會采取另外的策略,比如小規模的隔離,以及逐步復工。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防控措施應該說是很正確的,而且以后如何做也要根據本地的流行病學情況評估以后再往前進行。但同時,武漢疫情沒有控制之前,湖北疫情沒控制之前,那依然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DeepTech:你之前也提到過,SARS 之后有個階段,中國對公共衛生比較重視,但是到目前公共衛生又比較弱了,這次是不是就顯現出來了?

楊功煥:其實我覺得這個未雨綢繆的思想非常重要,大家應該意識到這種疫情爆發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會是唯一的一次疫情。所以公共衛生就要像投資軍隊建設一樣,除了一般的保障人民健康工作以外,在傳染病的防控上,恐怕要作為整個國家的經費安排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

這樣才不會說沒有疫情的時候就把疾控體系忘掉了,而且對傳染病防控可能要花更大的力量來考慮、研究。但因為這部分的思路可能跟一般的慢性病防控不太一樣,因為傳染病大規模爆發,很多時候是類似戰爭的。這一次武漢疫情真的不亞于一場戰爭。

DeepTech:美國衛生系統就有軍隊編制的疾控人員。

楊功煥:針對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編制,確實需要作為國家的公共產品,由國家專門來埋單。因為我覺得在決策者的層面,微生物對人類的生存、健康、安全帶來的挑戰,真的是不容忽視。

DeepTech:沒有疫情的時候,這些防控編制人員都做什么工作呢?

楊功煥:演練包括研究本身是必需的。美國大概在 2001 年的時候做過一場細菌、病毒侵襲的演練,就跟部隊練兵一樣,我覺得這是必需的。

但事實上防控體系里邊,比較小的疫情每年都不少。就像 2019 年 11 月的內蒙古鼠疫,那次防控還是應對得很好。雖然病患到北京來了,但是整個追蹤傳染源、控制、治療,總體沒有造成大的損害。

DeepTech:會不會存在這個問題,沒有疫情的時候,疾控部門太閑了,有的人就閑著沒事干?

楊功煥:應該是有一部分應急經費,有疫情的時候才投入,平時只是投入常規經費,而且在常規項目也存在演練操作,就像部隊在不打仗的時候也要訓練。

關鍵還是一個思路,我們以前可能覺得戰爭才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所以要投很多,事實上人類跟微生物之間的戰斗是不可少的。

DeepTech:其實思路本質是把對公共衛生重視程度提高到戰爭、國防安全一樣的層面去講,平時訓練都是為了關鍵的時候能用得上,是吧?

楊功煥:是這樣。平時小規模疫情也是有的。

DeepTech:在疾控系統中,防疫傳染病的經費比例在 SARS 后某個時間段是變少了嗎?

楊功煥:我沒有很關注這部分費用的實際分配,但是我確實知道在基層經費投入是比較少的。國家疾控中心經費相對還是比較充足的,在上海、浙江這些東部沿海地區也還可以,但是在縣一級的基層,特別是中西部是比較差的。

有些基層村醫的建設也有民間的投資,比如江西撫州和北京一家公司在合作的“智慧村醫工程”,這次在地方的疫情控制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傳染病主要發生在大城市,但是對于整體的公共體系建設,我們必須要考慮最基層、最偏遠的農村。

DeepTech:有專家建議說,疾控系統的話語權應該更重一些,比如說把發布疫情權力給疾控中心,你怎么看?

楊功煥:美國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門,現在中國疾控體系不是政府部門,而是事業單位,所以疫情發布必須是政府來做的話,在中國體系上它就不可能由疾控中心來替代的。

把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開,衛生體系這樣做其實是有些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要參照其他國家,其實沒有中國這樣二元的做法。美國疾控中心只有國家一級,在州以下它就是衛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務都是衛生局的人在做。

 

我們應該把疾控工作詳細分解以后,某些部門合并到衛生局,這樣的話衛生局就不僅僅只是一個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會有很多刑偵技術人員一樣。

中國在 1910 年代東北的鼠疫是伍連德全權負責的,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他有行政權。現在中國這個做法確實是很難,指揮的衛生系統官員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統人員又沒有行政權,所以這中間涉及體制改革非常關鍵的問題。(DeepTech 注:伍連德,1879-1960,是中國著名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是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他于 1910 年領導控制了東北大鼠疫。

DeepTech:按照你說的,疫情發布職能目前是沒法讓疾控中心去操作的。

楊功煥:當然了。中國疾控中心和美國的疾控中心不完全一樣。

DeepTech:前幾天有人指責疾控中心拿到數據發論文而沒去發布疫情,如此看來,這其實并非疾控中心的失職,對吧?

楊功煥:我覺得他們失職主要是,第一,有些專家出來說了一些不太負責任、不嚴謹的話。第二要問他們內部是不是跟武漢市衛生部門提了建議,當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議,我們不知道而已。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DeepTech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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