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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兆梓: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 ——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詮釋
點擊:  作者:榮兆梓    來源:《人文雜志》  發布時間:2020-01-11 09: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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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二者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同時并存?各自具有什么社會功能?又有哪些相對優勢和相對劣勢?


本文根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依次討論了這些問題,進而對實踐中應當如何理解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因給出解釋:一方面,國有經濟在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數千戶大企業中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承包農戶加合作經濟是農業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它規模雖小但數量巨大,具有巨大的發展前景。兩種公有制互為前提,相向而行,體現人民群眾整體利益與勞動者自主治理的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普照的光”。


本文最后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福祉兩個方面顯示了強大動能。理解這一制度演化的內在邏輯,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示,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所未曾預料的,卻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創新的偉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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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榮兆梓,安徽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高等研究院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安徽省政府咨詢委員,全國馬經史學會理事、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安徽省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所有制理論、企業理論。在《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改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經濟科學》《中國經濟問題》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著有《企業性質研究》《現代企業制度:借鑒與探索》《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通論》等專著多部。

 

 
馬克思把共產黨人的歷史任務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一百年來,實踐的社會主義在經過反復摸索以后,選擇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中的實踐邏輯和學理邏輯究竟是怎樣的?它是在正確方向上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偏離甚至背叛?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這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給出清晰而完整的答案。

一、所有制的形式規定與本質規定

所有制概念的規定性可以從兩個不同層面考察:首先是所有制的形式規定,生產資料所有制從意識關系和法律關系的表面看,是人與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人對生產的物質要素的占有和支配關系。這是生產過程的一般規定性,人必須首先占有自然物,才能從自然獲取必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必須占有各種生產資料,才能開展必要的生產活動。從形式上看,這只是抽象的人占有抽象的物,雖然涉及占有者的人數和占有物的多寡,可以從這個抽象規定中區分出多人共同擁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還可以從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制度安排中區分出大私有制和小私有制。但是,這種從形式規定理解的所有制概念內容過于簡單貧乏,在這個層次上展開的經濟學分析,難以描述豐富的經濟現實,更不可能產生深刻的政治經濟學洞見。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本質規定,涉及人與物關系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占有關系具有獨占的排他性質,因此,在一些人占有生產資料的事實背后,必定有另外一些人不占有生產資料。這種排他性規定將人區分為占有者和非占有者,從而規劃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差異,階層分化和階級對立,由此構成經濟學分析的基本對象和基礎內容。由于排他性所有制關系的基礎性存在,一些社會階級利用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利支配另一些階級的勞動,占有被支配階級的勞動成果,進而構造了社會經濟關系的復雜內容。從所有制關系本質規定的層面展開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洞見的必要前提。

令人遺憾的是,在有關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的研究中,人們對形式規定的過多關注屏蔽了本質規定的內容,使理論變得空洞而貧乏,缺少應有的解釋力和洞察力。

從形式規定的層面將生產資料公有制定義為多人共同擁有的產權關系,并且根據所有者的人數與范圍,將公有制區分為國家所有制和多種形式的集體所有制,而將私有制界定為個人或其家庭擁有的財產權。但是,這樣的區分會遇到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是否是公有制,合伙制和股份公司是否是公有制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互助組、合作社如何界定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問題。單從人與物的占有關系的表面理解所有制關系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研究絕不能停留在形式規定層面。

從所有制的本質規定看,現代經濟的私有制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者通過購買勞動力商品,運用科層等級制組織和指揮勞動者生產,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關系。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關系。

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自己組織起來的平等勞動的經濟關系:首先,這里的占有者是勞動者,而不是不勞動者;其次,占有者是許多勞動者,而不是勞動者個人或者家庭;第三,作為共同所有者,全體勞動者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平等權利,進而在勞動過程中形成決策平等、管理平等、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平等勞動關系,甚至對勞動能力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應當具有平等的權利。平等勞動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中的應有之義,是生產資料公有權之法律規定的經濟實質,不管這個法定權利的權力主體是誰,是國家,是城鄉社區,還是各種形式的勞動者集體,其背后的實質內容都同樣是特定范圍即全體勞動者。作為同一公有權利主體成員的所有勞動者的權利是平等的。這里只有分工的差別,崗位的區分,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里允許分配的差距,但差距只是依據同一個標準——勞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規定是勞動者平等勞動的經濟關系。社會主義的平等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本身具有深刻的內在矛盾,這些矛盾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逐步展開,主導了社會主義經濟過程的豐富內容。無論何時何地,考察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都不能忘記平等勞動的本質規定性。

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考察,必須透過形式規定的表面,深入到本質規定的更深層次。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也許符合公有制的形式規定,但肯定不符合公有制的本質規定。任何形式的國有經濟都只有在符合勞動者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前提下組織和運轉,動員和依靠職工群眾發展企業生產經營,保證勞動者利益隨著生產力發展逐步提高,企業創造的剩余價值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才能符合公有制的本質規定。依此標準,不僅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必須忠誠盡職,廉潔奉公,而且國有資本的所有者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并且將此貫徹到國有資本管理的全過程。

企業法律形式并不決定其所有制性質。現代經濟的企業法律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業主制、合伙制、股份制和合作社。不能簡單地說哪一種企業形式就是公有制,而另一些就一定是私有制。合伙制是多人擁有的企業制度,但多數情況下它并不是公有制,合伙人雇工經營是常態;股份公司多數情況下是許多人合資的企業(獨資公司除外),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將之界定為公有制,多數情況下,它都是私有者的合資企業,可以將千千萬萬分散的社會資本組織成為一個公司法人資本,但公司經營仍然服從股份資本所有者的意志,為私人資本的增殖利益服務。公私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情況較為復雜,基本的事實是,公私資本的混合并不改變不同來源資本的所有制性質,公有資本為勞動者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服務,其資本收益最終為人民利益所用,私有資本則為私人利益服務,其分享的股息、紅利最終成為股東個人收入。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本質屬性可以隨股權結構的變動而變動,控股股東的屬性決定企業的基本規定性,但公私混合的特征仍然是不會改變的。在國有企業改革中,一些人簡單地將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甚至認為美國式的股權高度分散的公眾公司就是公有制企業。這些人是用所有制的形式規定偷換本質規定,為全盤私有化的改革主張提供理論武器。其在理論邏輯上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合作制是否是公有制呢?這要看合作社社員的身份特征。一般來說,社員主要是勞動者(即主要靠自己勞動謀生的人)的合作社具有公有制性質。職工合作工廠——由企業全體職工擁有的合作制企業當然是公有制,它是勞動者集體所有制的一種組織形式。農村社區的土地合作社仍然是具有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公有制經濟。由個體勞動者、個體經營者自己組織自己經營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組織也具有公有經濟的屬性,如專業農戶的合作社等等。

個體經濟,即勞動者自己擁有,自己經營的經濟形式。按照所有制的形式規定,它應該屬于私有制范疇。但是從本質看,個體經濟顯然不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私有制經濟,而是“自我雇傭”的、“建立在自己勞動所有權基礎上”的私有制。因此,此私有制非彼私有制,二者間存在著根本區別。個體勞動者之間通過產品市場實現等量勞動的交換,這里通行的依然是勞動平等的原則。當然,這并不是公有制,因為在這里勞動者并不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并非在同一生產資料所有權下共同勞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小生產的發展前景具有不確定性。一種前景是:市場競爭導致收入差異和財產分化,一部分經營成功的個體生產者會上升為雇工經營的私有者,更多人則成為雇傭勞動者。另一種前景是:個體生產者組織合作社,抱團取暖,共同應對市場競爭的壓力。前者是通往私有制經濟的道路,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小生產者的主要出路;后者則是向公有制經濟演進的道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通過國家鼓勵與支持勞動者合作經濟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展。回看歷史,個體經濟的特殊性質并不難理解。近代以來所有制關系的演化路徑,就是從個體勞動者占有自己勞動的所有制,到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私有制,再到聯合勞動者占有自己勞動的公有制。個體經濟一開始就是這個否定之否定過程的獨立環節。因此,我們主張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公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中視勞動者個體經濟為非此非彼,或者亦此亦彼的中立存在,這或許對理解總體格局是有利的。

 

二、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為什么不能接受?

 


現代資本主義并不是純粹的私有制。盡管各國差異很大,國有企業按形式規定是公有制,工人合作工廠數量雖然有限,卻實實在在歸勞動者共同占有。現代資本主義是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是基本經濟關系,私人壟斷資本掌控社會經濟命脈,兩大階級的對立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馬克思以其畢生精力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從公平正義出發,而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依據。馬克思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過往的數百年中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促進作用,同時,他更加強調這個制度由于本身固有的矛盾,不可能繼續支撐社會生產力向更高的高度發展,因此終將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被不可阻擋的歷史車輪碾碎。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拒絕資本主義,選擇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但是有人對此不以為然,其中包括一部分在高校講授經濟學課程的同仁。他們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程度仍然比我們更高,分明是一個富裕社會的現成樣板,中國人為什么不能欣然接受?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力還在發展,怎么能說它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些朋友的思想方法存在兩大缺失:一曰時間,二曰空間。

這里所謂時間,是指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不同國家處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其生產力水平和生活富裕程度自然不能做靜態比較。問題的關鍵是發展速度,以及差距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如果落后國家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再大的差距也有可能縮小甚至消除。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高速增長在世界歷史星圖上劃出了清晰的軌跡,趕超已經不可避免。

這里所謂空間,主要是強調國情的特殊性。中國從全世界最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位置啟動工業化進程,生產力落后使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明顯劣勢,而且,我們缺乏先行國家工業化起步時所具備的一系列“有利于”原始積累的內外部條件。中國的工業化必須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特別在初始階段,為了積累工業化的原始資本,勒緊褲帶搞建設是唯一選擇:高積累低消費,在很短時間內把全社會的積累率提高到30%這個世界工業化史的極致。整整一代人犧牲了當前物質利益,齊心協力、同甘共苦地為國家民族的未來貢獻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這其中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期利益的矛盾何等尖銳!如果不是社會主義,不消滅階級對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可能成功。看不到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就沒有資格談論中國道路,討論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

有人說,現在情況不是改變了嗎?

沒錯,由于堅持幾十年的辛勤勞動,中國人民的生活確實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不再需要勒緊褲帶搞建設,高積累低消費的增長模式正在轉變。但是有些情況并沒有變,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我們在高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中總體仍然處于劣勢。

說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不能有任何發展,而是說這一制度對生產力發展具有越來越明顯的妨礙和阻滯作用。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分析。微觀地看,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對勞動的控制是技術進步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總體而言是資本偏向型的,它在提高機器系統科技含量的同時抑制勞動者全面能力的提升,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生產力不可逾越的上限。生產力發展的自身邏輯要突破這個界限,這就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形成越來越大的張力。宏觀地看,資本主義制度缺乏應對市場經濟馬太效應的有效機制,相反,其階級對立的基本關系總是將矛盾推向極端,財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斷積累,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并存,造成階級的尖銳對立和社會再生產嚴重的問題。資本主義只有靠外部強制來克服這些矛盾。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及其前后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歷史劃上了抹不去的傷痕;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至今尚未平息,沒有人知道它還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災難。是的,危機過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還會有恢復和發展,但問題是這種用幾億人的生命和更多人的苦難換取的發展是否值得?難道人類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地獄與天堂的輪回?

全球范圍的生產力即使有所發展,也只是集中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并沒有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所謂黃金發展期,他們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仍然在擴大。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有兩大支柱,一是以技術壟斷維持的國際分工和不平等貿易,二是用美元霸權推動的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發達國家依靠兩大支柱在全球范圍攫取超額剩余價值,其“發達”是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停滯與貧困為代價的。這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現狀。發展中國家希望改變,但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又難以改變。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應該拒絕資本主義的理由,這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因。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多種所有制并存

 


社會主義并不單純是社會正義的產物,而首先是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政治經濟學科學理論的結論,它的根本依據是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社會化大生產強大的生產力基礎上,這個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趨勢一定是商品經濟消亡和自由人聯合體的建立。問題是,社會化大生產迄今為止仍然是由現代市場經濟來組織運行的,而且從全球經濟的實際看,它現在也只能由市場經濟來組織運行。“超越生產力”的制度變革是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屢遭挫折的主要原因。當社會主義試圖以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來取代市場經濟,靠政權的力量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它遇到了來自實踐的巨大阻力。

首先是農村經濟與工業生產存在巨大差異。國家辛迪加不可能把農業囊括到自己的大科層組織范圍之內。農業直接面對高度多樣化的自然環境,如土地條件的差異,氣候條件的差距,水利條件的差異等。農業勞動不可能像工業勞動那樣標準化,其用機器替代人力的進程極其緩慢。事實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起始階段的農業,都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小規模家庭經營水平,距離社會化大生產還有很大距離。因此,列寧提出以工業與農業商品交換為主要特征的“新經濟政策”。列寧之后,聯共(布)黨內經過長期爭論,終于選擇了集體農莊的發展道路,保留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商品交換。之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多仿照蘇聯的模式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工業化初期,曾經試圖建立較大范圍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最終因為農民的瞞產私分,而不得不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百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當前生產力水平下,“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是不可能的。

其次,因為商品交換不可避免,貨幣也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可或缺的工具。蘇聯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很快就承認了這一事實,不得不允許商品買賣和貨幣流通。貨幣流通的直接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預見的那樣,“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了交換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城鄉勞動者收入的貨幣化不僅使農產品必須通過商品交換進入每個家庭,而且也使得國家辛迪加生產的全部工業品具有了商品形式。當然,這只是公有制經濟之間的商品交換,或者公有制經濟與勞動者個人及家庭的商品買賣,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仍然是被禁止的。

共產黨人一開始就建立了公有制一統天下的計劃經濟,并且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將全社會十分有限的剩余勞動集中起來,修復戰爭創傷,興修農田水利,克服巨大社會慣性啟動了國家工業化的巨輪,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國家工業體系,等等。但是,這個經濟體制存在根本缺陷,與發展生產力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加深,甚至發展到危及社會主義生存的嚴重關頭:在中國,危機轉化為共產黨主動引致的改革;而在俄國,危機則直接導致政權變色,蘇聯解體。總結20世紀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共產黨人主動放棄市場經濟這一現代生產力的組織手段,在與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中束縛自己的手腳,實在是最大的教訓。

計劃經濟對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功能缺陷究竟在哪里?多數論者認為,其主要缺陷在資源配置,事實上這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以奧斯卡·蘭格為一方和以哈耶克為另一方的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持續爭論,可以套用羅納德·科思的話語概括:假定交易成本為零,兩個體系資源配置的結果是一樣的。即使考慮交易成本,僅從理論層次也推導不出孰優孰劣的結論。計劃經濟要求把全部經濟信息集中到一個計劃中心,并且通過這個中心發布指令,以看得見的手來指揮全部社會經濟運行,這需要信息傳遞和信息處理的巨大成本,仍不能避免信息的扭曲和決策的失誤。市場經濟依靠利己者的分散決策,在市場供求矛盾引起的價格波動中傳遞信息,以看不見的手來實現社會經濟均衡,這同樣要消耗交易成本,并且在市場波動中導致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哈耶克強調,經濟信息天生是分散分布的,因此利用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具有天然優勢。但相似的邏輯也可以從現代生產力高度社會化出發,推導出全社會統一規劃的計劃經濟天然合理的結論。

20世紀計劃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根本缺陷有二:一是它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卻不精于“分散力量辦小事”,在社會資源動員方面成了跛腳巨人。現代生產力還高度依賴于“舊式分工”,這種分工不僅導致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而且迫使勞動者終身從事特定的職業分工,成為根據勞動方式而區分的“經濟變種”。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經濟變種”的不斷分化,生產技術千變萬化,營銷環境千差萬別,勞動組織方式和企業組織形式越來越復雜多樣。單一公有制只能用大科層體制自上而下地編織起碩大而稀疏的行政網絡,只能靠犧牲“細枝末節”來謀求社會經濟的綜合平衡。毛澤東當年已經注意到“蘇聯模式”這方面的缺陷,提倡以鄉村工業和五小工業彌補大工業的不足。可惜在缺乏多元產權、市場競爭的大背景下,此類舉措的效果十分有限。“一大二公”是集中統一指揮的制度保障,不僅雇工經營必須嚴格禁止,小生產因為“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也應當在禁止之列,億萬農民群眾的“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除。結果是,企業利用有限市場信息“找米下鍋”增加生產的積極性被封殺,普通老百姓自謀職業、自主創業的積極性被完全壓制,大科層網格漏出的分散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潛智潛能無法得到適當利用,社會生產力發展受到極大傷害。現在看來,“發展小生產”的積極性,在社會主義環境下其實也就是人民群眾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它應當姓“社”而不是姓“資”。

計劃經濟的另一個致命缺陷是創新激勵不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市場經濟的創新激勵機制有清晰的闡釋。市場競爭嚴酷的優勝劣汰環境,迫使企業盡最大努力提高經濟效率。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創新使得企業生產商品的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進而獲取超額利潤。超額利潤是市場競爭給創新者的超額獎勵,足以激勵以利潤為生產目的的資本所有者竭盡全力。但是,這種市場獎勵又會因其他競爭者的模仿跟進,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逐步降低而趨于消失。超額利潤是市場永遠的誘餌,技術和制度創新則是企業永不落幕的戲碼。由于這一過程必然導致全社會范圍的勞動力商品價值降低,剩余價值率提高,馬克思把它稱作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依靠的就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機制。

計劃經濟的問題在于沒有企業之間以利潤為目的的市場競爭,因此也沒有對企業創新永不衰竭的激勵源泉。計劃經濟在組織創新成果的模仿與推廣方面尚有一定優勢,它能夠集中一國之力在給定目標或明確方向上不斷努力,使既有的創新成果被較快地消化吸收、推廣運用。但對于以不確定性為特征的原創性、顛覆性創新來說,這種強調集中統一指揮的體制就弊大于利了。創新是向未知領域的探索,它以試錯為必要手段,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目標明確與計劃嚴密的大規模行動,它依靠大量探索者自由獨立的創新活動,在無數可能性中尋找成功機會;成功往往是借助直覺,產生于偶然。計劃體制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不鼓勵大多數中下層成員的獨立思考與自主活動,一切都必須在中央計劃者的監督與控制下進行,而計劃者又不可能總有新穎獨特的創新項目,不可能給予充分耐心、作出恰當評價,更不用說合理有效的激勵了。隨著社會生產發展所要求的創新速度的提高,計劃經濟遲早會從趕超戰略的制度保障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障礙。

總之,計劃經濟體制的推動力來自上層,其傳動機制是自上而下的;它依靠國家計劃中心的積極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尤其是千百萬勞動人民通過自己勞動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自下而上的積極性。因此,這個體制不能充分發掘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無限活力與創造力,不能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不能適應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各國在短期內趕上和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擺脫國際經濟與政治較量中被動局面的需求。體制的僵化和活力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歷史的必然和人民的心聲,是革命的共產黨人無可推卸的使命與擔當。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市場經濟要求多元產權、平等競爭,多種經濟并存的混合經濟是現代經濟的共性特征。

 

四、市場經濟下兩種所有制的相對優勢

 


按照所有制的本質規定,兩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高低優劣立判當下,共產黨人消滅私有制的正義之錨定位精準,于情于理均無可挑剔。為什么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還允許生產資料私有制發展,并且在基本經濟制度中規定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內容?回到實踐場景,答案亦顯而易見。

實踐告訴我們,當代生產力條件下的私營經濟并非絕對的“惡”,公有經濟也并不是絕對的“善”。兩種所有制都有其自身固有的二重性,因此實踐中的表現也有兩面性。

私有制有階級剝削的一面,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的根源。但它同時也有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另一面。馬克思比任何資產階級學者更加明確地強調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歷史方面”,認為迫使勞動者超出必要勞動之外提供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偉大的歷史方面。它在短短數百年時間內創造了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之總和更高的社會生產力。而資本主義經濟不斷提高的生產率,正是由私人企業主之間以超額利潤為目標的市場競爭激發的。一場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能否在一夜間改變這一切?革命者一開始以為能,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其實不能。偉大的人民革命可以推翻一個舊政權,建立一個新制度,卻不能在短期內改變社會生產力的基本性質,資本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私有制在現代經濟中還會有用武之地。實踐表明,私營經濟的優勢是,分散決策有利于充分利用散落民間的經濟資源發展小規模生產小規模經營,決策成本低,市場反應靈活;資本與勞動兩種要素的分離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也是有利條件,由于完全以外人相待,資本可以更低成本利用“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國有制因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委托鏈條過長,在小規模生產經營中并無優勢;另一種可能的公有制形式——工人合作工廠,又因兩大生產要素直接結合而阻礙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其通過市場引入資本與辭退員工方面的難題從來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的“抓大放小”方針,以及城市經濟改革中職工合作制與股份合作制的失利,便是這一理論認識的注腳。

私營企業主在勞動關系中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純粹財務資本的所有者,他是物質生產要素的人格代表,靠資本利息生活,是無償占有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者;另一方面,作為職能資本的所有者,他行使資本職能,既是企業市場經營的操控者,企業創新活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又是企業勞動的管理者。現代經濟中的企業管理也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引起的特殊職能,就像一個樂隊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另一方面,它是資本與勞動矛盾的生產方式中“必然產生的監督勞動”,這是“迫使勞動者超出必要勞動時間之外提供剩余勞動”的勞動,本身不具有生產性。這二重企業管理都為社會生產所必須。因此說,私營業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是可以做貢獻的,其管理與創新活動可以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立新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公有制同樣有二重性。公有制適應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在組織社會化大生產方面有顯著的優勢。公有制消滅階級剝削,為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與創造精神的釋放奠定了基礎。但是,公有制仍然帶有歷史的烙印,其平等勞動的本質特征以勞動能力先天存在的不平等為前提;因為不能在短期內改變勞動者不愿意超出必要勞動提供剩余勞動,勞動者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存在矛盾,公有制必須設置為具有雙重排他性產權的制度:對外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排他性,以及對內對勞動者個人的排他性。公有制表現為整體意志對個人的強制,公有產權代理人與普通勞動者的矛盾難以避免。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存在雙向的監督關系,“一個人監督所有人,所有人監督一個人”。代理人脫離群眾,公權私用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嚴重時,公有制的相對優勢就會被完全銷蝕,甚至蛻變為最壞的私有制。為了防止管理腐敗,公有制企業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強大監管和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而且需要一個競爭的市場環境。私營企業是公有企業改善管理的參照系,就像后者同樣也能為前者提升管理提供參照一樣。

顯而易見的是,兩種所有制的兩個二重性產生于同一個生產力根源。現代市場經濟的生產力決定了勞動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物質財富尚未充分涌流,工作日時間太長,舊式分工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生產過程中勞動者仍然是機器系統的附屬物,因此,勞動仍然是謀生手段。正是當代生產這一基本特征,決定了勞動者個人與社會對待剩余勞動截然相反的態度,構成市場經濟與資本關系的生產力基礎,構成兩種所有制經濟的兩個二重性的根源。實踐證明,沒有一種所有制形式是十全十美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必須并存、競爭、互補,才能滿足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現代生產力的這些性狀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勞動者個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勞動之外提供剩余勞動這一基本事實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因此,兩種所有制經濟的并存與互補也將長期存在。我們關于“所有制中立”政策的理論依據就在這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不同所有制經濟,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下,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和市場環境中具有各自的相對優勢。國有資本主導的股份制企業更適合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經營領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草根經濟則適用于民營企業、個體經濟;勞動密集的小企業可以采取勞動者合作經濟,而資本密集型企業大多采取資本主權的企業形式;農業的基本經營形式是家庭經營;技術勞動者密集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更多發展職工持股(像華為那樣);壟斷或者寡頭領域的大企業最好實行國有資本控股,競爭領域的公司制企業則大可放開實行股權多元化和分散化。沒有一種產權形式和企業形式能在所有市場環境和所有產業領域下普遍適用,不同的企業在不同環境中具有自己的特殊優勢。從社會經濟的整體看,多種所有制成分和多種企業形式同時并存,平等競爭,相互補充,將提高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只要市場經濟的歷史前提尚存,私營經濟的歷史使命就沒有完成,它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并存與競爭就不會完結。有鑒于此,我們主張“競爭中性”的市場管理,以期多種經濟成分在競爭中最大限度地發揮相對優勢。

按照微觀經濟比較優勢的邏輯,共產黨人選擇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于是,公私經濟均放開手腳,并肩進入高速發展期。國有經濟在1979-2008年的30年間,工業總產值從3673億元增加到143950億元,增長了40倍;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則從零開始,分別發展到132571億元和146172億元。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共同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協同演化、互補共贏、共同發展,構筑了中國增長奇跡最堅實的微觀基礎。

五、公有制為主體的理論依據與實踐經驗

經過40年市場經濟改革的洗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已經得到充分證明,很少有人繼續堅持反對市場經濟,因此也很少有人反對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方針。但是,關于所有制結構,關于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誰為主誰為輔,以及如何理解“公有制為主體”,意見分歧仍然大量存在。如果說,社會主義允不允許私有制經濟是定性問題,那么,當前爭論的焦點顯然在定量方面。

什么是所有制結構呢?從現象看,它不過是所有制比例量的規定,首先表現為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成分所占的比重,或者說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相對數量。但這里仍然存在著兩個不明確:其一,考察范圍不明確。這里考察的是工業經濟中的所有制比重,還是生產勞動部門的所有制比重,或者是全部經濟部門的所有制比重?這個問題其實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其二,計量標準不明確。這個相對數量是按照產出(總產值或者增加值)比重計算?按照從業者人數計算?還是按照資本投入比例計算?不同的計算標準,計算結果會有很大差別。而真正的問題是,所有這些數量規定與經濟制度的性質有什么關聯?如果說,這里存在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那么,導致性質變化的數量界限又在哪里?想當然地將超過半數(百分之五十一)作為界限是否具有科學根據?

政治經濟學關于所有制結構的分析依據是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暴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所有制結構分析的目的是把握這個“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與雇傭勞動相對立的私人資本是“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起點和終點。馬克思認為,已經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業經濟是英國社會“特殊的以太”,它對包括農業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形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這個“特殊的以太”在哪里?它又是如何作為“普照的光”改變其他社會經濟形式的色彩?毫無疑問,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有制結構分析的真問題所在。

當代社會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一樣,已經進入現代市場經濟,其經濟結構具備了與馬克思當年所觀察的傳統資本主義很不相同的特點。不理解這些特點,我們無法將馬克思當年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方法套用到當代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研究中。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對美國經濟的分析中,就以鮮明的理論形式,表達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特點。他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割裂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其中“一個系統可以支配環境,另一個系統則一般來說,依然被環境所支配。”前者由一千家大型及超大型企業組織構成,經濟總量占全美經濟的一半以上,他把它稱作“計劃系統”。由于規模巨大,這些企業組織“在它那個行業中所占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因此,在規定價格和成本時,它的勢力也越大;一般來說,它對消費者、社會和政府發生的影響也越大,總之,它影響環境的能力,即部署它的環境的能力也越大。”后者是“市場系統”,“是為數約計一千二百萬的較小商號”,這些企業完全在獨立個人的控制之下,“在價格和生產上不存在控制力量,因此在市場系統殘存著明顯的、新古典派體系的平均主義傾向。”“市場系統必須與計劃系統并肩存在,其發展必然要大大受到這一事實的影響”。這是美國經濟半個世紀以前的情形,但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情形仍然適合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而且對于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當代中國也有重要的參照意義。

2018年9月,中金公司公布了中國企業500強,營收總額71.17萬億元人民幣,接近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82.71億萬元,大約相當于國內總產出(新增價值加轉移價值之和)的30%。其中,國有企業263家,民營企業237家,而且在前一百家頂級的大企業中,國有企業占絕對多數。2018年初財政部公布的2017年國有企業總營收為52.20萬億元,其中央企業的營收總計達到30.82萬億,地方國企的總營收是21.38萬億。2018年8月,一年一度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出爐,其總營收為24.48萬億元。另外,根據7月公布的世界財富500強,中國大陸入圍企業111家,其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有48家入圍,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進入營收前10。這些數據互有交叉,不能推算出什么準確的結果,但給大家的粗略印象應該是一致的:我國當前市場集中度應該已經接近或者達到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在超過3100萬戶企業主體中大約有1000家,至多2000家大企業,構成一個以壟斷、寡頭壟斷企業,各行業龍頭企業和綜合商事企業共同組成的企業金字塔頂層,總規模應該已經接近或者達到社會經濟總量的50%。而且,在這個頂級企業的群落中,國資委監管和財政部監管的大企業在規模與贏利能力方面總體實力突出,國有企業雄居企業頂層是不爭的事實。

首先,與現代市場經濟各國情況相同,我國的市場經濟也是大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總數不超過2000家的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影響環境和支配環境的實力。一是大企業通過生產訂單和營銷渠道,層層聯系著巨大數量的中小企業,部署自己的“計劃系統”,對社會生產形成遠超自身規模的控制力;二是其巨大的市場份額和產業鏈中關鍵性的位置對相關產業的成本與價格具有極大影響力;三是大企業通過巨額廣告支出和其他手段影響社會需求,甚至對社會消費文化有塑造能力;最后,大企業與政府機構的聯系密切,對社會政策的制定也有較大影響作用。與其他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一樣,我國經濟中具有決定地位與影響的是一個占總數不到萬分之一的大企業構成的群體,它們分布在金融業、制造業、能源、交通和通訊業,以及零售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等多個產業領域,是各自領域的壟斷、寡頭壟斷企業,或者行業龍頭企業和綜合商事企業。其市場權力幾乎覆蓋所有經濟領域。無視這一基本事實,就無法討論現代經濟的所有制結構;脫離這一基本事實,對公有制為主體的理解就難免偏離實際。

進一步的結論是,在這個大企業群集中,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無可爭議,對于社會經濟的主導性地位也顯而易見。這不僅僅是因為國有經濟在這一企業層次上的數量優勢,而且還因為國家制度性質和宏觀經濟環境造成的加倍釋放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國有經濟是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國家所有者的意志對企業經營戰略具有重要影響力。這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執政黨領導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政權,對國有經濟的管理以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企業通過平等競爭實現國有資本的意志。無論改革采取什么措施,這個基本點從來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國家通過相關的法律法規,通過派駐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的所有者代表影響公司治理,通過勞動民主的方式依靠職工群眾監督公司運營。在所有這些管理環節上,黨組織都發揮領導作用。黨的領導與依法治企相結合;黨的領導要求企業高管與職工群眾緊密聯系,依靠群眾改善管理提高效率;黨的領導要求基層工會組織將職工權益與企業發展有機結合,實現勞動與資本的互利雙贏。國有經濟的政企關系有自身特點。一方面,它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實現體制與機制上的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政企間的行政隸屬關系轉變為平等契約關系,這是保證“競爭中性”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它與政府之間有更多協調:政府要依靠國有經濟實現政策目標,自然會努力為企業營商提供優質服務,包括必要時為企業排憂解難;企業從自身發展目標出發,也會主動與政府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對接,愿意為政府分擔一部分社會責任。不難理解,中國特色的政企關系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大資本與政府之間以資本利潤為目標的俘獲與被俘獲關系有根本區別。在我們這里,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是政企關系的中心,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生命力之根基所在。

這種生產方式在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經營中對其他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有巨大影響,并且通過處于社會經濟頂層的大企業集群,形成照亮全社會的“普照的光”。社會主義的法律法規能夠有效節制私人大資本的負面因素,敦促他們合法合規經營,為增長和繁榮創立新功。國有大企業承擔著社會責任的表率作用,以及協調企業勞動關系的表率作用,都會對非公經濟特別是大規模私營經濟產生持續的正面影響。國有經濟的政企關系同樣會影響非公經濟,這是中國特色的“親、清”政商關系得以形成的前提。共產黨組織在非公經濟的存在,包括在大型私營企業中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的普照之光在所有經濟組織中產生更強的穿透力。可以肯定,如果黨和政府手中沒有實力強大的國有經濟,政府被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大資本俘獲是很難避免的;沒有國有經濟和政府之間新型政企關系的引導,政府與非公經濟之間的“親、清”政商關系也難以實現。特別地,通過國有資本主導的混合經濟,不同所有制經濟在同一股份公司內部互助融合,國有資本對社會責任的堅守與民營經濟對市場競爭的敏感互為補充,對構建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一流企業形成有力推動。政治經濟學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進而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特殊意義。

這里當然存在質與量的辯證法,但是首先必須明確,現代市場經濟的企業群體并不是一個同質的平面,而是一個有大中小企業相互制約的立體結構,只有在這個立體結構中去理解企業頂層擁有絕對優勢的國有經濟,所謂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才有了政治經濟學的合理解釋。此處理論邏輯的要害不在于數量的計算,而在于事物性質的規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有時會大一些,有時又會小一些,這不應當過度解讀。在從計劃經濟的公有制一統天下向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過渡的過程中,所有制相對比例的“公退私進”是正常現象。將此改革的階段性特征偷換為改革目標,包藏著以私有化為目標的險惡用心,要千萬警惕。不同所有制成分相對數量的變化是市場經濟的常態,關鍵是必須保持國有經濟在大規模經濟中的主導性,保持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應當僅僅“眼睛向上”地理解,它不是只有保持國有經濟主導地位一個方面。向下看,土地所有制,特別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經濟中的所有制結構也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中形成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家庭承包經營是一種復雜的所有制形式。一些人認為它形式上是公有制,而本質上是私有制。對這個至今仍有2億就業人口的產業部門所有制性質的誤判,是導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誤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前農村經濟即使從所有制的本質規定看,其主體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破除那些孤立地靜態地觀察農業經濟的形而上學傾向,要從發展的過程和演化的趨勢去理解中國特色的農業社會主義道路。

首先,由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約束,農村社會的階級分化和農業生產的雇工經營在長達40年的市場化進程中被有效抑制。承包農戶的所有制始終建立在自己勞動的基礎上,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主要依賴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專業化服務。其次,土地作為主要生產資料,其最終處置權仍然掌握在農民集體手中。涉及農村社區范圍,甚至更大地域范圍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只能由農村社區基層組織參與決策,或者由社區居民共同協商,并組織實施。涉及農地所有權的處置,則更加需要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在國家政策范圍內發揮主導作用。再次,由公有制決定的土地溢價分配方式兼顧了個人、集體和國家多方利益,對40年城市化進程的財富效應產生重大影響。農業用地向城鎮用地轉換產生的巨量溢價,已經轉化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公共基礎設施,這個因國民經濟增長而產生的巨量財富仍然保持了公有制的屬性。最后,最重要的是,隨著農業經濟專業化、商品化發展,承包農戶生產決策的協調,銷售渠道的組織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統一規劃的趨勢正在改變自發分散的局面,各種形式的勞動者合作經濟和股份合作經濟迅速崛起,表現出家庭經營越來越明確的未來走向。而所有這一切的背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基礎性制度安排仍然在發揮著真實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這雖然不是典型形式的公有制,但是觀察其在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所產生的與多數國家私有制農業完全不同的后果,這是有中國特色的公有制。雖然公有制的本質規定相對較弱,但它仍然是公有制經濟在我國農業特有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特殊形式。不要在理論上輕視這一本質規定,在實踐中踐踏這一本質規定。

之所以說這種所有制形式的公有性質相對較弱,一是因為承包農戶的生產經營是分散的,農戶間除土地以外的農業生產資料存在很大差別,這與平等勞動的初始條件不同。二是因為地少人多的原因,多數農民家庭的青壯年勞力已經外出務工,大多數承包農戶已經成為兼業農戶。外出務工人員離開集體土地,脫離了家鄉的農業集體經濟。集體土地對他們來說只剩下社會托底保障的意義。三是因為現代意義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緩慢。在市場經濟發育的最初幾十年內,承包農戶暴露在嚴酷的市場競爭環境之下,生產方式落后,銷售渠道不暢,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無人問津,嚴重暴露了家庭經營的弱質性。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組織農民自己的合作經濟或股份合作經濟是客觀需要。合作社發展滯后,主要原因是承包農戶自身的專業化、商品化程度不夠,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對現代農業技術的學習能力不足,對合作經濟的自組織能力不強。但是也不難理解,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在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化解。動態地看,我國農業經濟的公有制性質有一個逐步增強的過程,它內涵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本質規定中,必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漸次展開。

進入新時代以來,預期的變動正在發生。農民合作經濟伴隨著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各地在探索農村振興之路的過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新型農民合作經濟或股份合作經濟組織。承包農戶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正在恢復和加強,分散的家庭經營通過各種各樣的農民自治組織方式與社會化大市場的緊密聯系正在形成和拓展。這當然與我國現代化進程、市場經濟發育的大背景直接相關,但同時也體現了公有制為主體的農業經濟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隨著鄉村振興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務工人員帶著在市場拼搏中掌握的新知識回到家鄉,參加到農村合作經濟發展的大事業中,農村公有制經濟新的發展前景越來越明朗。黨在農村完善和加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帶領廣大農民群眾走共同致富道路的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正在重新集結。

總之,由農業生產力狀況決定,這里通行的仍然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公有制,分散經營的小農戶通過多種形式的合作制與股份合作制與大市場銜接,與以大企業為主導的工業經濟平等交換,形成遍布中華大地的“特殊的以太”——一種自下而上地由農民自主治理的平等勞動組織。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在合作經濟中學習自主治理,在自主治理中發揮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這種黃土地里長出來的公有制,規模雖小,數量巨大,因其普遍性與“草根性”,對小規模經濟中其他經濟成分會有越來越多滲透與沁潤,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補充和放大作用絕不應忽視。

我們所理解的“公有制為主體”包括由大規模國有企業在大企業頂層的“普照的光”,以及由土地集體所有制、承包農戶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三位一體的遍布國民經濟基礎的“特殊的以太”;兩種公有制互為前提,相向而行,體現人民群眾整體利益與勞動者自主治理的結合,給整個社會經濟奠定了社會主義的鮮亮底色。這種充分利用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相對優勢而構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能夠在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平等競爭中保持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性,最大限度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在40年改革開放中探索創新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理解與闡釋的最重要的實踐經驗之一。

 

六、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是歷史必然

 


共產黨人在近百年社會主義實踐中摸索創造的實踐的社會主義,很顯然與一百多年前經典文獻中對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預想有差別。這是一個存在著商品、貨幣、資本關系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同時并存,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表現為企業金字塔頂層上大企業群體中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以及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以承包農戶為成員的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這是一個產權多元化、企業組織形式多樣化的混合經濟,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那個年代未曾預見,也不可能預見的社會主義。一部分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同志,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及理論發展的現狀存在疑慮,懷疑這樣一個沒有消滅商品貨幣關系、沒有消滅私有制的、“降低了標準”的社會主義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回應這個疑慮,我們強調兩條準則:
其一,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當代生產力的固有矛盾得出其必然滅亡,必然由一個消滅了商品價值關系的自由人聯合體取代的結論。但是后來的實踐中,人們逐步發現這個理論存在時間上的斷裂: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創造出一個足以使商品價值關系消亡的生產力條件;而另一方面,這個制度對當代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形成嚴重桎梏,它以間歇性的巨大破壞(全球性經濟危機)制造自己繼續生存的條件,對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限制。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結論可以進一步修訂為: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必然的,但取而代之的新制度還不可能消滅商品價值關系,它要在市場經濟中繼續組織社會生產力,一直到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充分具備。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準備物質條件的過渡性制度裝置,它在市場經濟的諸多構件上與資本主義相似,但無論如何必須在一個基本點上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它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桎梏,以一種全新的制度安排保障社會生產力長時間可持續發展。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在抵御全球經濟危機中顯示的宏觀調控能力,以及我們在新一輪發展方式轉變中所顯示的科技創新活力,則進一步預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持續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巨大潛能。我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關于社會主義的判斷標準還應該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特征中尋找。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必須最大限度地使人民群眾受益。我們在一個世界上生產力最落后的發展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每一步是否都有利于人民?回顧歷史,答案是肯定的。這可以從居民消費水平、人類發展指數,以及減貧工作和“精準扶貧”工作的成就等許多方面得到印證。我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證了人民消費水平幾乎同樣高速度地增長。按照人均GDP衡量,我們在開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20世紀50年代之初,是全亞洲乃至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經過70年的艱苦奮斗,我們的人均GDP達到9000美元,已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人民即將實現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黨和國家將以人民群眾美好生活作為目標,以共享發展的理念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和道德感召力往后會更加突顯。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得到的所有這一切,都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結果。70年來,我們在極端艱難的內外部環境中崛起,既沒有靠對外的掠奪與擴張積累原始資本,也不能仰仗科技與金融霸權攫取超額利潤,我們只是默默地勞作,把一代又一代人的汗水揮灑在自己的家園,靠改革開放逐步提升國際競爭能力,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倒優勢中成功突圍。因此,現代中國的崛起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希望,為最終改變壟斷資本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規劃了前景。我們的成功依靠的是14億人民的勤勞與智慧,而把如此巨大的“人力資本”動員和組織起來的,則是全新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隨著生產力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根子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解這一制度演化的內在邏輯,我們有理由充分自信:它將擔負起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歷史使命,因此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示,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來源:昆侖策網,原載《人文雜志》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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