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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活?——中國大學生真實心態調查報告
點擊:  作者: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組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2-27 16: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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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文化縱橫”(whzh_21bcr)
文章發表于《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

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報告

( “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課題組)


【導讀】中國目前在校大學生共有約3833萬人,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代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的現狀,也是我們理解未來中國社會思想觀念變遷的關鍵。那么,這一代年輕人怎么樣?今天的大學生到底怎么想、想什么?由復旦大學和上海開放大學聯合組成的“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課題組以歷時三年、覆蓋中國內地七大地域、上萬名在校大學生的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完成了這份重磅《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研究報告》,宏觀而立體地呈現了當前以“90后”為主體的大學生群體社會心態的整體圖景。該報告指出,當代大學生所具有的“個體”與“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的特質,使得他們與主流文化之間既有耦合性,也存在明顯張力。對于大多數青年人來說,他們目前的立場與態度傾向,是他們一二十年來真切不虛的社會繁榮的感受帶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由此形成了固定的認識框架。他們大多數人會根據切身感受的變化,有意無意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與傾向。而搖擺于他們內心的認同與開放、個人與社會、物質和精神的三重矛盾,依然是待解的價值難題。

根據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數據,目前在校大學生共有約3833萬人,且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代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的現狀,也是我們理解未來中國社會思想觀念變遷的關鍵。

復旦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與上海開放大學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聯合開展了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調查于2015年、2017年進行了兩次,采用“地區—大學—學生”三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從覆蓋中國內地七大地域、不同學校層次的中國高校中分別抽取了6351名和 6759 名在校大學生,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歷時近三年,收集了一份跟蹤調查數據,力圖立體地呈現當前以“90后”為主體的大學生群體的整體心態和價值觀念。

為了較為全面地揭示當代大學生的社會心態,問卷設計了與青年人思想狀況緊密相關的對國家發展與對外關系的態度、對社會生活與經濟發展的態度、公共態度與公共討論、社會認知、社會評價、科學與信仰、對港臺地區的態度、對爭議性社會議題的態度等板塊,含有200多個指標。研究團隊對部分相關指標進行了統計分析,并在上述統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問題歸納與提煉。

大學生社會心態的整體圖景


從調查結果來看,當代大學生的思想價值觀可以用五個關鍵詞語來概括:“信心”“認同”“個體”“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及“網絡原住民”。

(一)信心

解讀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第一個關鍵詞語是“信心”。這種信心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對個人的未來充滿信心。72.1%的被訪者認為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確信未來會朝好的方向發展,僅有4.9%的被訪者對未來的發展趨勢持悲觀態度。60.5%的被訪者預期未來會有令自己滿意的經濟收入,僅有6.5%的被訪者對未來收入預期悲觀。

第二個方面是對社會給予個人的機會充滿信心。57.7%的被訪者認為社會環境為自己實現夢想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僅有9.5%的被訪者對此表示悲觀。

第三個方面是對中國充滿信心。超過八成的大學生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政治走勢表示樂觀,超過七成的大學生認為未來中國政治社會變遷會仍然遵循和緩漸變的軌跡,超六成大學生對當前社會的分配體制、競爭機制和運行機制持正面態度。

這種信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人所具有的一種特質。它既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也在標識著時代和改變著時代。它既是青年人對自我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青年人對國富民強的外部發展平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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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同

解讀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第二個關鍵詞語是“認同”。大學生理想社會的藍圖呈現一定的秩序偏好,國家整體認同度高,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有較強認可。在微觀層面上,大學生也相對認同校園內的黨團組織與思想政治教育。

當代大學生對理想社會表現出更加務實的社會追求,更強調社會的穩定、文明、安全等特征。大學生理想社會的前三位特征依次是穩定(16.1%)、文明(15.9%)和安全(10.7%),選擇自由(7.4%)和民主(6.1%)作為社會理想的大學生占比相對較小,可見穩定、安全等秩序要素仍然是當前大學生社會理想的首選偏好。

被訪者也對中央政府、傳統文化、革命傳統以及國家的作用抱有非常正面的態度。69.8%的大學生表達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與之相對,僅有6.2%的大學生對中央政府缺乏足夠信任。同時,90.3%的大學生認為應該弘揚傳統文化,78.1%的大學生認為應該弘揚革命傳統,71.3%的大學生認為遵循政府的政策對國家的發展很重要,82.5%的大學生認為中國繁榮會帶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59.9%的大學生認為,在處理外交事務中,中國政府應該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大學生對于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歷史均持較高認同的態度。認可“改革開放是今日中國繁榮昌盛的根本原因”的被訪者占全體比例的50.8%,將近七成的被訪者對于歷史的看法與歷史教科書基本一致。從文化方面來看,大學生印象最深的電視劇中,不同于前幾年的美劇潮、韓劇潮,國產劇比例高達80%,《亮劍》《人民的名義》《西游記》《瑯琊榜》等均居于前列,這從側面反映出大學生對中國的文化產品有著一定的認可度。
 
(三)個體

解讀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第三個關鍵詞語是“個體”。個體化意識、“為自己而活”成為部分當代大學生界定自身與社會關系的出發點。他們思考問題常以個人興趣和自我需要為驅動力,以個人利益和個人發展為取向,并且堅信個人努力與個人發展息息相關。

有一定比例的大學生開始出現個體主義傾向,即生活以個人自身而非個人所處的環境為核心,由自己來界定自己的生活。51.4%的被訪者認為完全可以選擇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只有11.7%的人認為無法完全選擇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另外,調查問卷還設計了這樣一個指標來測量大學生的個體主義傾向:“生活是屬于個人的,我應該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選項分為“同意”“說不清楚”與“不同意”三種類型,同意該說法的大學生可以認為具有個體主義傾向,不同意該說法的大學生可以認為具有非個體主義傾向。調查顯示,個體主義者在大學生群體中占比25.5%,非個體主義者占比29.3%。可見,相當比例的大學生渴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為自己而活”逐漸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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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個人的奮斗推崇備至,認為在成功的道路上個人的努力至關重要。85.1%的被訪者認為個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努力爭取的,僅有7.2%的被訪者反對這一觀點;80%的被訪者認為個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把握機會,僅有6.5%的被訪者反對這一觀點;76.5%的被訪者認為努力工作通常能夠帶來更好的生活,僅有4.8%的被訪者反對這一觀點。

總體而言,當代大學生的生存狀態更加個體化,思維方式更具個體主義精神,思考問題常以自我需要為中心、以個人發展和自我價值實現為目標。一方面,這種個體化是技術進步與社會分工帶來的,“90后”開始將自己的衣食住行全部“搬”到網上,這使得他們不再需要依賴于與他人的溝通和合作也可以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這種個體化也來源于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變化,“90后”逐漸從社群規范中脫嵌出來,更多強調獨立的個體生活的價值。
 
(四)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

解讀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第四個關鍵詞語是“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作為在相對富裕的物質條件下成長起來的“豐裕一代”,當代大學生既看重物質又輕視物質,一定的物質條件被視為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礎,且在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的同時表現出更高的精神追求,“物為我用”的思維取代了“我為物用”的思維。此外,務虛的“非物質成就觀”在大學生的觀念體系中崛起,呈現出向后物質主義轉型的特征。

調查顯示,大學生以金錢、權力為價值追求的比例僅為7.2%,而以成就感、美好家庭和社會地位為價值追求的比例高達50.7%。可見,與傳統觀念中追求金錢、權力等的人生觀不同,當代大學生將奮斗的目標更多地聚焦于自身價值的實現,對于成功人生的理解明顯從外在的、物質的轉向了內在體驗式的。不同于以往“70后”“80后”大學生,“90后”大學生大多享受著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其在物質上的富足感、充裕感,使得其對精神生活的追求更高。他們的價值觀念建立在豐衣足食的基礎上。他們不再認為談論物質是庸俗、市儈的表現,他們直接描繪舒適、安全、富足的生活并為之奮斗。在當代大學生看來,物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不過物質只是他們實現人生價值、人生目標的前提,而非目的本身。

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呈現出向越來越不注重經濟取向的“后物質主義轉型”的特征。問卷中設計了一個公認的測量后物質主義的指標。根據這一指標,調查顯示,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以混合型為主(62.7%),其次為后物質主義者(18.7%)、物質主義者(15.5%)。這說明在物質充裕年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越來越不注重以經濟為取向的物質價值,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已經在大學生群體中逐漸普及開來。而后物質主義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明顯增強了自我表達和自我價值的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物質積累使“90后”大學生不再需要為基本的物質保障投入太多的個人精力,也正是這些堅實的物質基礎,讓他們在精神追求、自我釋放、個性張揚等方面的探索具有可行性。

(五)網絡原住民

解讀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第五個關鍵詞語是“網絡原住民”。當代大學生是與互聯網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如果說對于前幾代人而言互聯網是一個信息平臺的話,那么對于“90后”而言互聯網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互聯網影響并塑造了他們的思想觀念、認知模式和行為方式。

互聯網對大學生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與報紙、電視、廣播及其他信息渠道相比,互聯網作為大學生主要信息渠道所占的比例高得驚人,約91.5%的大學生最近一年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是互聯網,報紙占0.8%,電視占4.6%,廣播占2.4%。

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總體水平較低。調查顯示,“從沒有”或“很少”在互聯網上參與討論政治、政策事務的大學生占全體的72.1%,而“經常”參與的大學生僅3.4%;“從沒有”或“很少”在社交媒體上轉發政治性內容的占全體的69.2%;“從沒有”或“很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政治觀點的占75.7%;“從沒有”或“很少”在互聯網上就爭議性事務、群體性事件、網絡抗議發表觀點的占68.4%;“從沒有”或“很少”參加在線請愿或公共議題投票的占73.4%。

有意思的是,大學生對網絡安全、隱私保護與網絡自由卻非常重視。75.3%的被訪者非常關注個人網絡信息安全問題;80.5%的被訪者非常關注個人隱私信息(通訊錄、照片等)的安全;54.1%被訪者反對為了互聯網使用的便利而泄露個人信息,僅有24.9%的被訪者認為為了便利可以接受個人信息的泄露,72.2%的被訪者反對通過雇用網絡水軍等方式來影響互聯網輿論。

當代大學生所體現出來的上述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之間可能發生什么樣的相互作用?對于這些問題,從調查結果來看,我們認為:一方面,大學生的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之間存在著耦合關系,其可能帶來的客觀后果是與主流價值觀的最終取向不謀而合,在部分領域甚至有所過之;另一方面,大學生的社會心態有其特點與自身的規律,與主流價值觀之間也存在著張力。

大學生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的耦合關系


無論是當代大學生所體現出來的自信心與自豪感,還是強烈的認同感,都與穩定、秩序、國家、民族、中國道路的選擇緊密相連,特別是大學生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

大學生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最關鍵的耦合點,就在于大學生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對國家和現有秩序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目前中國內地的大學生群體不太可能在較大范圍采取影響社會穩定的行動。大學生作為未來社會的中流砥柱,對國家整體高度認同,對社會感知“未來可期”,對生活感知保持著一種整體良性互動的自我調適心理。經過歷練,他們能扛起國家和社會賦予的重任。

首先,在前文中提到當代大學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整體評價較好,大多數學生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這表現了大學生對國家與民族的高度認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認同改革開放的大學生與不認同改革開放的大學生的比例超過5∶1,這充分說明大多數大學生對中國道路是高度認可的。

其次,大學生總體認為個人發展與社會前景“未來可期”,表現出較強的發展效能感。調查顯示,當代大學生的發展效能感水平總體較高,每一個指標的均值都超過3.5分(總分為5分),說明大部分大學生相信外部環境能夠為自身提供一個好的發展條件,大學生群體對自身發展的想象是一幅既充滿信心,又不斷雕刻自身向社會環境靠攏的圖景。這種強烈的發展效能感,是大多數發展停滯的國家與地區的青年人所不具有的。它能夠促使青年人對個人發展與社會境遇作自我歸因而非外部歸因,把個人發展更多地與個人奮斗、個人努力聯系起來,不會太輕易地把問題歸咎于外部環境,最終走上反抗現有體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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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學生對社會的感知趨向正面,總體表現出偏高的社會公平感、普遍的社會安全感與較高的社會信任感。認為“當前社會是公平的”大學生占全體比例的33.8%,居中占41.2%,不公平占25%,整體上對當前社會公平性的感知處于一種較為穩定的狀態。他們的確對社會中的一些不平等現象存在不滿情緒,但仍然屬于可以接受的范圍。認為當前社會是安全的大學生占全體比例的66.0%,認為一般的26.7%,認為不安全的僅7.3%;對一般社會成員信任的大學生占比為58.6%,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持謹慎小心態度的占33.5%,持不確定態度的占7.8%。信任警察的大學生占全體的60.6%,信任法院及司法系統的大學生占全體的64.1%。這說明大學生群體對代表國家制度的警察、法院及司法系統具有相當的信任感。整體可見,當代大學生對社會感知和未來發展充滿希望,這既是他們對社會的真實感受,也是他們對社會發展的基本預期,雖在公平與信任上尚有不滿情緒,但均在可接受、可改進的范圍內。

最后,作為充分享受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福利的一代,當代大學生表現出一種特殊的調適機制。大學生在面對學習、生活、就業、情感等方面壓力,面對充滿不確定的未來時,表現出良性的自我調適社會心態。一方面,當代大學生產生了一種具有宣泄性的自嘲式表達,產生了“喪”“衰”“咸魚”“佛系”“噴噴群”等解構壓力、自我宣泄的方法;另一方面,當代大學生也產生了一種充滿正能量的、積極向上的“小確幸”(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心態,涌現出“給力”“點贊”“打call”“夸夸群”等主動尋求心理支持、自我調節的積極嘗試。這使得大學生保持著一種整體良性互動的自我調適心理,不容易因社會壓力而產生心理失衡、悲情怨世的想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 也減少了社會不良情緒從線上向線下轉化并采取行動的可能性。

大學生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張力


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特征與主流價值觀之間可能也存在著某些張力。例如,盡管互聯網為大學生提供了表達愛國精神、抒發青春熱情的空間,但在網絡世界,真正大規模、長期存在的網絡狂歡的代表并非是類似于“帝吧出征”那樣的民族主義事件,而是類似于“飯圈”這樣需要強大組織力、心理能量投入的網絡活動。又如,即使是目前大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對自身、對社會、對國家的滿滿信心,其實也可以視為他們過去經歷的主觀映射,但是未來不排除會有個人發展和社會境遇的各種波折起伏。一旦個人境遇受挫,或者社會發展空間收縮,這種信心并非沒有演變為沮喪感和挫敗感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青年人的思維模式有可能由內部歸因轉向外部歸因,個人努力與奮斗的因素會被相對忽略,而社會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則會被強化,從而容易受到特定思潮的影響,出現激進化趨勢。

大學生社會心態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張力,更有可能來自目前大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個體”與“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兩類特質。

個體特質強調的是個人價值與小眾化,這與主流價值觀所具有的外部客觀性和內在統一性并不完全兼容。第一,大學生思想盡管具有與主流價值觀不謀而合的一面,但更多是從個體的視角出發、從自身經歷與體驗出發看待世界,并不是外在的客觀價值體系灌輸或熏陶的結果。個體觀察世界的體驗最終還得以自身為準繩來得到確認,無法由一個外在的權威做出強行判斷。第二,個體化意味著保留個人自身的特質,擁有自己獨特的想法,這種對個人獨特性的肯定既是針對自己的,也是針對他人的。由此延伸而來的必然是多元性、包容性與開放性,很難與一種統一的價值觀體系完全協調。

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具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需要有基本的物質條件,二是強調自由的、超脫性的精神體驗。這與大學生作為“豐裕一代”的青年群體成長背景有關:他們是在“溫室”中長大的一代,物質條件相對豐富,生活有保障,不用過分為外物而委屈自己;他們考慮問題與行動抉擇不需要從生存與生活壓力出發,而可以從個人興趣和發展出發。但是,這種物質為基礎的精神追求也可能產生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對自由的、超脫性的精神體驗的追求可能導致他們過分強調自身的興趣與發展,而與外部環境對他們的要求、社會希望他們承擔的責任有一定脫節。第二,他們無法離開一定水準的物質生活條件,遇到艱難環境有可能熱情有余而耐力不足。他們自然而然地享受著物質豐富所帶來的種種優勢,所經歷的挫折多在學業與家庭方面,而對于戰爭年代的舍生忘死、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創業艱難、改革開放時代的敢為天下先等都無法感同身受,在培養吃苦耐勞、頑強、堅韌、百折不撓的品質和作風上還有提升空間。

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大學生的社會心態可能帶來的客觀后果與主流價值觀的最終取向具有一致性,但其背后的思想內核與主流價值觀在具體手段、實現路徑上的認知并不完全相同,其表現方式與形態、表達程度與實踐范圍,也可能超出主流價值觀所框定的范圍。以下略舉幾例:

第一,高度認同的背后是復雜微妙的思想圖景。大學生的認同是從特定維度出發的,從其他的視角來看會顯得有點似是而非。例如,在表達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高度國家認同的同時,同意“批評政府只會造成人們對政府無意義的懷疑”這一觀點的大學生僅占全體被訪者的32.1%,而反對這一觀點的大學生則占到全體的44.6%。政府并沒有被排除在批評對象的選項之外。

又如,盡管在多起事件中不少青年人都以民族為旗幟形成集體性的聲音,并以民族整體的名義要求個人服從,但還是有相當比例(32.2%)的大學生不認為社會利益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高于個人利益,或者對此觀點不支持也不反對(31.5%)。

同時,與目前力圖對西方部分國家發出強硬聲音的情緒相伴隨的,是主張應該積極向西方學習的被訪者占全體的65.5%,而反對向西方學習的被訪者僅占全體的9%。就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的認識而言,在盛贊“我的國”和強調個人為國家付出時,大學生也希望國家承擔相應的托底與扶弱責任。大部分(70%)大學生認為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以保障每個人的生活,不同意的僅有10.6%。

第二,盛行于一些青年中的部分社會思潮的發展有可能越出主流價值觀的范圍。例如,在對中國近40年的發展道路的認識問題上,同意“改革開放是今日中國繁榮昌盛的根本原因”的大學生比例從2015年的53.1%下降到2017年的50.8%,不同意的占比則從2015年的5.2%上升到2017年的9.5%。

另一個例子是近些年來青年群體的民族主義升溫,大學生在涉及愛國主義、國家主權方面的態度趨于強硬。調查顯示,相比于2015年,2017年大學生群體在涉及民族主義相關變量的態度上,表示強烈支持的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另外,在兩岸關系方面,大學生群體中間“武統”呼聲往上攀升。調查顯示,要求訴諸武力實現統一的比例從10.3%上漲到17%。這種變化趨勢,既源于中國發展成就所帶來的自信心與自豪感,也與對外部壓力的應激反應有關。但青年民族主義的升溫與態度的強硬化,會發展為在大量問題上立場鮮明的強迫性“表態”和“站隊”,同時也可能擠壓國家處理相關問題的彈性空間。

又如,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大學生表現出一定的民粹化傾向,往往傾向于采取一種底層視角看待問題。一些來自低收入家庭而進入精英高校的大學生擁有更加強烈的向上流動的愿望,更加信奉專業和知識的力量,但是在經歷現實的挫折和打擊后往往容易轉化為一種徹底的不信任和不接受。他們可能將自身的境遇歸因于外部的結構因素,這種思維模式往往使得他們反對建制,反對制度背后的權力結構以及作為這種權力結構代表和化身的精英。同時,由于無法融入或者成為精英而將其與自身對立起來,使得他們傾向于采取一種非黑即白的視角。這種視角執著于對錯是非的區分和判斷,使得他們無論是看待社會議題還是自身的生活機遇都更容易陷入一種價值判斷先于事實判斷的定勢。

第三,盡管與主流價值觀的部分外在表現具有一致性,但當代大學生的邏輯思維起點有著自身特點,與主流價值觀并不是完全合拍的。大學生群體強調從個體的感受、自身的經驗出發來關注這個世界,無論是討論宏大敘事還是講述個人經歷,他們的態度都體現出去權威、小眾化、自我意識強烈的傾向。無論是在網絡世界還是現實社會中,大多數青年人的表達方式更多具有碎片化色彩,表達符碼也是相對淺層化的。這可以理解為他們對現實生活感受的直接映射,但這種表達與具有核心認知框架的宏大敘事體系是有一定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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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大學生的青年文化呈現出小眾分化和多元共融的特征。小眾分化是指少量大學生基于某種共同的特征而聚合成小圈子,同時大量小圈子并存的文化特征。以B站為例,這似乎已經成了當代大學生潛意識中的默認選項。作為一個文娛社區,B站文化氛圍包羅萬象,聚集了大批深度粉絲,大學生在嘻哈、街舞、機器人、電音、國風、國漫等圈子中取悅自己,吸引同類,逐漸形成了各自的小眾文化圈。而多元共融是指大學生所呈現的開放包容、對異己文化“和而不同”的心態特征:一方面是大學生思想具有開放性,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大學生對中醫(87.8%)、安樂死(67.0%)、婚前同居(65.8%)、同性戀(56.2%)等爭議性話題表示接受,這反映出大學生對不同群體、不同意見和多元文化抱有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另一方面是追求時髦與創新,易于接受流行文化,如由網紅明星所帶動的消費文化,呈現出主流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存又不一定相互排斥的共融狀態。

因此,目前還無法認定青年大學生作為一個整體形成或接受了社會現有的系統化認知框架。對于大多數青年人來說,他們目前的立場與態度傾向是他們一二十年來真切不虛的社會繁榮的感受帶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元認識框架”。大多數人會根據自己切身感受到的變化而有意無意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傾向,以與當下的環境產生心理與思想上的適配。

主流價值觀體系建構需要處理的三對核心關系


透視當代大學生社會心態重要特征及其與主流價值觀的關系,我們會發現,有三對核心關系需要在建構主流價值觀體系的過程中進行處理。這三對核心關系既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實踐性問題,也是學術性的理論問題,值得仔細探討。

第一對關系是認同與開放的關系問題。在建構有效的主流價值觀體系來整合、統率和引導青年價值觀時,需要注意保持青年群體價值觀體系的開放性與發展性。社會具有一定的建構性質,在特定條件下、特定領域中,觀念可能建構現實:一方面,單個的行動者在思想觀念的作用下做出具體選擇與行動,逐步建構出符合自己目標的客觀世界;另一方面,存在于不同行動者之間具有共識性的一致認知可能會在認知的作用下而成為客觀社會事實本身。這樣,過于強烈的內部認同、過于封閉的內外隔絕意識,在現實中可能造成不同族群裂痕的加劇,最終建構出真實的分化與隔閡,彼此隔膜的不同社會與文化共同體由此產生。相反,具有一定彈性和開放性、包容性的價值觀體系,反而最終可能帶來社會的整合。

第二對關系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主流價值觀體系建構與傳播的過程,應該是一個使個人與社會、個體與集體各自在主流價值觀體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并和諧共處、相輔相成的過程。中國40年來的轉型與變遷,在社會領域的一個關鍵后果是個人逐漸從共同體中脫嵌開來,這種脫嵌既是社會結構層面,也是思想層面與行為層面的。作為對過去中心主導型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過分強調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異變,青年群體個人意識的覺醒實質上是改革開放的積極成果。但是,這種個人意識如果被過分放大,不免會出現一些問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培育、發展出一種不至于淪為徹底的個人主義,且與社會整體發展融為一體的個體意識。我們既需要對個體意識和個體價值給予充分的尊重,同時也需要建構更加有效的主流價值觀體系來整合、統率和引導青年價值觀。這個主流價值觀體系在強調核心價值的主導作用的同時,也應盡力尊重與保障個體的多元化追求,并由此形成具有共識性與引領性的開放價值體系。

第三對關系是精神追求與物質基礎之間的關系。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并非附屬于物質的,但在大多數時候卻是以物質為基礎的。青年人得以肆意放飛興趣、盡顯個性,是因為他們的父輩為這些精神追求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但是,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家底還不夠豐厚的社會,任何物質條件人均下來就變得單薄;中國社會也是一個經濟資源分布還不均衡的社會,任何經濟資源從特定群體與特定地區來看都會顯得匱乏。對于“90后”“00后”來說,中國的物質基礎還需要他們進一步夯實,勤儉節約的精神還需要他們進一步保持。同時,他們還需要用腳踏實地的厚重,把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轉化為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創新性和創造力,并由此成為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的源泉。

(本文的最終執筆人為桂勇、胡佳豐、侯劭勛;研究團隊成員還包括李秀玫、黃榮貴、邢婷婷、鄭雯、都曉琴、佘承云、李雪、付宇、王瑩瑩、王化險、易新、舒東妮、吳黔鳳、逄程涵、施穎婕、周琳、阿依米拉·阿克木、程浩然等;本文得到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驅動的網絡社會心態發展規律與引導策略研究”的支持。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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