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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美國和華爾街美國,誰寄生于誰?
點擊:  作者:子思    來源:觀察者網【授權編發】  發布時間:2020-02-29 14:39:35

 

到底與美國有沒有關系?美國將如何因此而受益?下一步美國還會如何行動?......只要事情大了,人們就會思考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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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圖自新華網

 

上一篇《美國又是最大受益者?對不起,你說的是哪一個美國?提出了將美國視為兩個美國——華爾街美國(幣緣美國)和華盛頓美國(地緣美國)——二合一的觀點,并做了初步的解釋說明。文章刊發之后,引起了很多讀者的興趣,一些留言還提出了具體的疑問,希望進一步展開討論。

 

將幣緣美國單獨分離出來并使用華爾街美國這個代稱,既是一種現實描述,也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打個比方,雖然都知道月球是一個,但進行描述和分析的時候,仍可以將它分為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兩面。從中國看美國,將幣緣美國和地緣美國視為兩個不同的行為體進行分析,顯然比籠統地說美國如何如何要精確一些。

 

講個故事。1970年代中期美日之間爆發貿易戰,尼克松采取了讓美元貶值并征收進口附件稅的反制對策。此時恰好摩根銀行的代表團訪問日本,當被日本人問及尼克松為什么要如此打擊日本的問題時,其時的摩根擔保公司總裁埃爾莫爾·帕特森回答道:“我不認識總統,我從未見過他。”1這個回答讓日本人大為驚訝,他們無法想象這位華爾街的“大使”竟然和美國總統沒有任何聯系。這個故事就說明,對于一個深度卷入了美國事務的外國來說,最好把華爾街和華盛頓分別代表的美國區分開來。事實上,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華爾街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的。

 

本文作為關于“兩個美國”問題的系列文章之二,把焦點放在華爾街美國這個基于幣緣關系的虛擬國家的本性上,以前一篇為基礎,再做一番探究。

 

前文說過,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點意味著美國必然是一個為幣緣貴族集團提供了最好制度服務的國家,也必然是一個被幣緣貴族集團反復打造以符合自身需要的國家。

 

華爾街美國的本性,最抽象地說,其實就是貨幣或金融的本性。這種本性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華爾街美國的“超國家”或“虛擬國家”性質,決定了華爾街美國并不是美國華爾街,不是美國下轄的一個金融部門或美國擁有的貨幣權力中心。它是獨立的,超然的,它與現實中的美國是一個同體共生的關系。

 

關于貨幣、資本、金融在人類經濟社會中的作用,以及與世界歷史、與國際政治的關系,已經有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論述。王湘穗老師在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幣緣論:貨幣政治的演化》中有系統的梳理和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一讀。本文限于篇幅,不在理論上多做鋪陳,只通過一些歷史故事簡要說明一下華爾街美國的幾大本性。

 

本性之一:超國家

 

華爾街位于紐約,紐約位于美國。但紐約和華爾街的獨特性、與美國其他地方的明顯差別,竟然從建城開始一直持續至今。

 

紐約在1644年被英國人占領并改名為“新約克”之前是荷蘭人創造的“新阿姆斯特丹”。當時這個新城的周圍,居住著那些為獲得宗教自由、逃避宗教迫害從歐洲來到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教友派教徒和天主教徒。這些人每到一地安頓下來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教堂,并圍繞在教堂周圍建起簡陋的城市,過上他們理想中虔誠的終生贖罪生活。

 

但留在了哈德遜河口建立起新阿姆斯特丹的這群荷蘭人,卻完全不是同一類人,在他們眼里,這個新國家到處充斥著自命不凡的衛道士,個個裝模作樣,乏味無聊。而他們自己實際上是抱著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來到新大陸的。他們根本沒時間建造教堂,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17年里都沒有建造起一座合乎體統的教堂。

 

他們的全部生活,是那件很簡單卻又很復雜的事——賺錢。

 

這并不奇怪,讀一下世界史即可知道,當時的世界正處在長達約兩個世紀的“荷蘭積累周期”,正是荷蘭人而不是英國人,在世界各地引領著資本主義的前進。在新大陸落腳的荷蘭西印度公司經營出色,通過蔗糖和奴隸貿易大發橫財。公司只花了2萬荷蘭盾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這塊殖民地,而從新阿姆斯特丹運回的第一船毛皮就價值4.5萬荷蘭盾,投資回報率是125%。

 

不僅是貿易,經歷過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金融投機“郁金香泡沫”的荷蘭人,那時也已經發明了最早的操縱股市的技術,例如賣空(short-selling)、“洗盤”(bear raid)、對敲(syndicate),以及逼空股票(corner)等等。這群人帶著全副武裝的資本主義頭腦來到新大陸,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紐約人與其他地方的中世紀鄉巴佬們之間的區別和對立。

 

這就是華爾街和紐約的起源,也就是華爾街美國的起源——從一開始就是那些以賺錢為人生唯一目標的極端資本主義者們的聚集地,與周圍格格不入。

 

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種獨特性竟然持續了350多年直到今天。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危機的中眾生相與17世紀“郁金香泡沫”中所暴露出來的別無二致。歷史上一位著名的投機家說過:“世界上不會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歷史會像華爾街歷史一樣,如此頻繁和千篇一律地不斷重復自己。當你看到現實生活中上演的資本市場的起起落落時,最讓你震驚的是,無論是市場投機還是市場投機者本身,數百年來都幾乎沒有絲毫改變。這個資本的游戲亙古未變,同樣亙古未變的還有人性。”

 

這是什么道理呢?商人坐大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也多次出現過,戰國時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漢朝初期“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但在中國,商人集團的膨脹或早或晚總是會被官府壓制下去,甚至通過國家強制手段讓大多數商人破產;如漢武帝時期,隨著“算緡令”和“告緡令”的相繼推出,終于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為什么美國就做不到這一點呢?為什么華爾街早在證券交易所成立后的18世紀90年代就已強大到了“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的地步,而美國政府卻任由它野蠻生長、不受約束呢?為什么作為地緣國家的華盛頓美國能夠長期接受一個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幣緣國家華爾街美國呢?為什么即使華盛頓美國日后強大到了有能力將華爾街美國壓制下去,也沒有這樣做,還是繼續讓這個寄生物與自己同體共生呢?

 

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作為一種權力,演進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便開始具有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特性。當華爾街開始成批產出富可敵國的幣緣貴族時,美國的國家建設還遠未完成——沒有自己的中央銀行,政府的財政預算規模也很小,實際擁有的金融權力還敵不過華爾街的私人銀行。

 

不僅在美國,18世紀的歐洲也大都處在現代國家建國進程的初期。王室之間進行著頻繁的戰爭,但卻缺乏完善的稅收機制支撐戰爭的開支,只能依靠私人銀行行使政府財政部門的職能,就像今天的企業都有自己的關聯銀行一樣。這就使得私人銀行擁有了運營在政治和經濟之間重疊地帶的特權。拜倫的一首詩中這樣描寫銀行家,“每筆貸款......或撐起一國,或傾覆一君”。

 

這就造成了華爾街的“超國家”本性。對新生的美國來說,早于美國建國之前就已經坐擁巨大金融權力的華爾街,就相當于是一個提前成立的中央銀行,憑借其強大的貸款能力,它既可以撐起美國,也可以傾覆美國。此后350多年,與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進程同步,華爾街也通過“貨幣托拉斯”和“工業托拉斯”的全球擴張逐步膨脹為華爾街美國,一個幣緣超級大國。

 

本性之二:超政治

 

前文講過摩根財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扮演的獨特角色。一家私人銀行,能夠輕松地擺脫掉當時美國政府保持嚴格中立的立場,像一個千手觀音一樣,一邊為協約國融資、一邊重建美國軍工行業、一邊左右著歐洲的戰爭進程、一邊為自己的小集團瘋狂斂財,以至于公眾中產生出“摩根家族一手策劃了戰爭”的陰謀論猜測。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摩根財團的確充分利用了戰爭爆發后出現的大好機會。史料顯示,戰爭爆發后不久,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戴維森在從倫敦發回美國的電報中寫道:“整個歐洲的信貸已經絕對停止。實物支付已經停頓,延期償付已在法國,實際上已在所有國家生效……但唯一的關鍵在于,其中充滿了特別的利益,當然,還有各種極大的可能性......”

 

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份表達中立立場的聲明中要求美國人“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不偏不倚,國務卿威廉·布萊恩還公開譴責給交戰雙方提供貸款的行為,稱之為“最惡劣的非法交易”,但這些來自最高政治權力的聲音根本約束不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商業行為。結果恰恰相反,戴維森預見到的“特別的利益”和“極大的可能性”最終一步步反過來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立場。1915年的1月,當時摩根財團的掌門人杰克·摩根在白宮得到了威爾遜總統的保證,總統說他不會干預任何“促進貿易”的行動。

 

一戰時期還是華爾街美國的“建國”初期。此后,隨著這個幣緣國家的全球擴張,華爾街美國這種超政治、超黨派的本性也體現在了全球政治的各個方面。二戰之前的1920年代,湯姆·拉蒙特領導下的摩根財團很“偶然”地發展了三個新客戶——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事實上成了未來軸心國的最大融資者。

 

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從華爾街美國的角度看,不過就是為各個工業國進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資助,恢復這些國家的出口,從而建立起一個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為了達到這個商業目的,美國政府的政治立場再次被改變,反法西斯的政治統一戰線轉換成了工業國的經濟統一戰線,于是二戰中的盟友蘇聯轉眼成了敵國,而前軸心國死敵德國和日本轉眼成了盟邦。如果沒有華爾街美國的“國家利益”,作為地緣國家的華盛頓美國在很短時間內發生這種政治轉向是難以想象的。

 

二戰后的華爾街,相對于一戰之后那種一手操控各地時局的至高地位,實際上是衰弱的。經過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等聯邦法律的強行拆分,此前那種高度集中的金融權力遭到了打壓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隨著二戰后大型跨國公司的崛起,由華爾街財團和美國的“工業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國(Corporate America)”組合而成的、以華爾街為“首都”的新型華爾街美國,事實上變得更加強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革命”席卷全球,華爾街美國迎來了它的高速崛起時期,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建立。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里,跨國公司數量從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財政收入總額開始超過中等工業國家的GDP。在經合組織(OECD)24個國家中,有11個國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國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國家的公司所組成的聯合體,但內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領導,執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國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國家的“母公司”,美國在這一方面處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國。母公司所在的國家是跨國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決策是在這個國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潤主要也是流向這個國家。因此,母公司的國籍分布即決定了世界資本積累的模式。

 

經過幾十年的跨國公司高速發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國和英國的集中,讓華爾街美國終于成長為一個年營業額高達36萬億、總財富高達150萬億規模的虛擬超級大國。這個虛擬超級大國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行動安排,與華盛頓美國并不完全一致。

 

(有觀察員讀者對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認為“在華爾街美國徹底融入并一定程度上控制著‘大型跨國公司集團’之后,就不存在對立和分離了”。另有觀察員讀者引用了張文木老師關于“華爾街的美國”與“美國人民的美國”或“作為帝國的美國”與“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的類似二分法,認為存在著寄生國家當前的宿主國家發生分離并尋找新的宿主的可能性。謝謝大家的關注和參與。對于這些觀點,本系列的后續文章會給予回應。)

 

如前文所述,這個巨大的利益體和權力體,總體上是無形的。表面上可見的只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工業、商業跨國公司和一些全球性的行業協會,但內部錯綜復雜的關聯性卻是外人看不到的。它的基本立場和行動計劃需要通過綜合各種公開的和隱秘的信息加以分析透視。

 

例如,美國人Kenneth Bentsen是“全球金融市場協會”(GFMA)的CEO,也是這個協會的美國協會SIFMA的主席,他還領導了一個代表美國金融市場和證券行業的商業集團,叫做“介入中國聯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此人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署之后對媒體發表的看法,即可部分折射出華爾街美國對于中國金融市場的看法。在今年1月中旬接受美國NPR電臺的采訪中他說道:美國金融公司的贏利每年只有20億美元來自中國,還不到巴西的1/3,只是歐洲的1.5%. 他認為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允許美國金融行業公平和有效地進入中國市場,他希望這是一個提供銀行和保險業務服務、財富管理服務的巨大機會。

 

如果將Kenneth Bentsen的講話與華盛頓美國對華鷹派近年來通過政界、軍界、情報界人士表達的對抗性政策立場相比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一致。這正是華爾街美國“超政治”本性的體現。

 

本性之三:超道德

 

如果說華爾街美國起源于紐約,那么可以說,針對華爾街美國的道德批判伴隨著它從誕生到現在的全部歷史,從未停止。

 

在早期階段,一個很著名的批判來自于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托馬斯·杰斐遜,他堅持把紐約稱做“人性墮落的大陰溝”,認為它是邪惡與危險的象征。

 

杰斐遜主義的信奉者眾多,他們一代又一代地繼承了針對華爾街和紐約貪婪人性的道德批判。直到今天,在人們討論金融危機周期性發生的原因時,已經發現了資本主義內在的固有波動周期,和政府的監管缺位等因素,但仍然不能排除人類行為動機中的貪婪本性,也仍然會毫不留情地對之加以鞭撻。

 

但另一位開國元勛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代表了對紐約和華爾街的積極評價和期望,他比較推崇市場,扶持和鼓勵商業活動,主張政府要在建立金融體系和維護經濟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這就構成了與杰斐遜相對的另一種理念。

 

事實證明了漢密爾頓理念的部分正確性,根據其理念制定出的計劃在18世紀90年代產生了效果,直接帶來了美國經濟的繁榮。美國的債券在歐洲市場獲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級,能夠以10%的溢價出售。因為這些新債券被認為是安全的,而且不會下跌。有人以評判者的身份對外宣稱:“這個國家的經濟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發展,沒有人會懷疑它的償付能力”。

 

這就是華爾街美國的悖論。從道德上看,它是負面的,以賺錢為唯一目的,這本身就是人性的墮落,一旦表現為不顧一切和不擇手段,毫無疑問就是邪惡和危險的。但如果著眼于經濟繁榮和發展,人性的墮落卻又有了積極的一面,沒有對于財富的貪婪,經濟活動的動力從哪里來呢?

 

圍繞著華爾街美國的誕生與成長,這個悖論也始終如影隨形。正如美國作家約翰·戈登所說:“此后數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幾乎在每一個重大事件里,你都會依稀看到漢密爾頓和杰斐遜的影子,看到他們各自的追隨者們在捍衛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理念。”

 

但無論外人如何評價華爾街,認為它邪惡和危險或者認為它偉大并且不可或缺,其實華爾街內部人所做的事一直都沒變。19-20世紀之交那位白手起家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歐內斯特·卡塞爾(Ernest Cassel)爵士說過一句流行很廣的話:“當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稱我為賭徒;后來我的生意規模越來越大,我被稱為一名投機者;而現在我被稱為銀行家。但其實我一直在做同樣的工作。”對一個金融家是如此,對一個金融集團或一個金融王國——如華爾街美國,也同樣如此。

 

普通的國家不可能如此不受道德標準的約束,其國家行為給外界造成的影響以及外界的意見和評價都需要認真對待,作為修正改進自身行為的依據,不可能幾百年里一直如此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但華爾街美國就可以這么做,而且也的確就是這么做了。這就是它的“超道德”本性。

 

(有觀察員讀者對于“超道德”這一本性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道德已經被華爾街美國通過控制媒體、學校、研究機構等而完成了重新定義。這個觀點值得進一步討論。在此表示感謝。)

 

歸納上述,可以說,華爾街美國是人類歷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后的一個獨特產物,它的超國家、超政治、超道德本性,讓它始終特立獨行甚至為所欲為。這些本性并不能籠統地歸結為是美國的本性,只有把華爾街美國與華盛頓美國區別開來,看到它們之間既分離又組合、既對立又配合的特殊關系,才能更清楚地認識這個被美國所主導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因美國而發生的或者與美國相關聯的離奇事情。


(來源:觀察者網【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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